我回到了大兴安岭的小木屋，从枕套里找出了平日攒下的钱，下山后正好遇到了来村子里送信的刘耙子。
“正好，等一下，送我去火车站。”我也不废话，跳上了他的车。
刘耙子差点儿没稳住把，眼睛一瞪：“干啥玩意儿你？”
“我着急，大哥，快点儿的吧。”
“苏烈，你真够可以的呀。我这可是公家的车，能随便听你使唤吗？下去，下去！”
时间紧急，晚一分，老吴就多一分的危险。来不及细说，我直接拿出了五块钱：“够不够？”
刘耙子见到这张票子眼睛都值了：“我去，你发财啦？”
“别废话，去不去吧，不去我找别人。”说着，我就要收回这五块钱。
刘耙子赶紧装起来：“幸亏，你们屯子是最后一家，现在我也没信可送了。你可坐稳了啊。”
屯子距离最近的火车站也有二十多公里，等到了那里后，刘耙子已经累了一身的汗。他从包里扯出了一条白毛巾擦着脖子上的汗珠子：“呵呵，送了这么多年信了，我还是头一回送人呢。你这是来接人的？”
我没工夫搭理他，跳下车就直奔了候车大厅。到了购票窗口，拿出了二十块钱的票子：“同志，去北京的票，麻烦来一张。”
隔着玻璃窗，那个售票员看了我一眼：“不够，还差一块五。”
不知道什么时候涨了价，我乖乖付了钱。
“今天走吗？”
“对，着急。”
“三点半有一趟，等着吧。”售票员把票给了我，“边上靠靠，后边的，去哪儿？”
我拿着车票，在候车大厅寻了个位置，坐了下来。这次出来得急，也不知道要去多久。老吴的病情怕是耽误不得了。
我想着，这次去北京的话说不定能见到吴显彰，到时候让他把欠的钱给了，然后汇给村长，让他垫付一下老吴的医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