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襄阳、武昌等地接连失陷和左良玉部作乱的消息相继传来以后，崇祯皇帝决定由吴甡以辅臣的身分前往湖广督师。他在召对廷臣的时候流着泪对吴甡说：“卿多年在匪患猖獗之地任职，有战守韬略，可去湖广为朕督师。”
此前，除了崇祯初年的孙承宗和后来的杨嗣昌以外，督师大臣一般顶多挂兵部尚书衔，很少由内阁大学士直接担任。所以这次任命阁臣督师，可以看出崇祯皇帝是相当郑重的。
但吴甡对于这个任命却十分不情愿。他知道如今天下大势已去，官军很难节制，而“流寇”则根本没有可能剿灭。既然注定了不可能成功，出去督师就等于出去送死，不是死在农民军的手里，就是失败后被皇帝处死，或是像杨嗣昌那样死得不明不白，死后还要留下一世的骂名。
但身为大臣，吴甡又不能不为君王效命，强不可为而为之。他在接受任命后提出：一要有精兵三万由自己亲自统辖；二应先沿运河南下到南京，再相机溯江而上，进可讨贼，退可保卫南都及江南富饶之区。
应该说，吴甡提出这两点要求并不过分。毕竟当时清军还在徐州、大运河地区作战呢，吴甡南下时很可能遇上北返的清军大军。
可是在崇祯皇帝看来，这却是吴甡有意避重就轻，推诿迁延的借口。他在同阁臣们面议此事的时候很不高兴地说：“京畿正在对鞑虏用兵，三万精兵哪能仓促间集中起来？何况南京远在下游，何至于现在就去退守？”
可吴甡却回答说：“左良玉骄横跋扈，当年杨嗣昌督师，连下十道号令，他一兵不发。更有吴世恭卧虎在侧。臣才能不如杨嗣昌。而左良玉目前势力又大于当年。臣手中无兵，不能节制，只会损害朝廷威严。由襄阳顺流而下，极易攻至南京，因而应该兼顾，并非退守。”
而崇祯皇帝对吴甡所说也无法驳斥，只得先让兵部速议发兵，但心中却对这个吴甡极为不满。国事危急，竟然连大臣也不用命了，这让他心里一阵阵地怒火中烧。
不过说到这里。就可以看出一点奥妙，崇祯皇帝和朝廷其实已经把侯恂完全给抛弃了。至于为什么不撤了侯恂的官职，只是朝廷妄想以他来节制住吴世恭和左良玉罢了。
还好在此时，另一位辅臣表现出了“良好的素质”，这让崇祯皇帝的心情才好转了一点。
那就是首席大学士周延儒。按照清军入关的习惯。只要等到四月初，清军在饱掠结束以后。就会回师关外。而在回师途中。清军将会再一次路经京师附近。尽管崇祯皇帝和朝臣都知道清兵这次抵近京城大概只是过路，却还是不免紧张起来。
而一向精明的周延儒深知清兵将会带着大批俘获的人口辎重，肯定无心再战，主持这次京师防卫的军务决不会吃什么大亏，而且只要把清兵安安稳稳地送出长城以外，就可收到驱除敌寇。捍卫朝廷的大功。
周延儒同样深知，皇帝正为吴甡受命后拖拖拉拉不肯离京而恼怒，很需要在辅臣中有一个勇于任事的榜样。为此，他在四月初四日自请出京督师御敌。而在明代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首辅亲自统兵作战的先例。
于是崇祯皇帝对于周延儒这一别出心裁的申请果然非常满意，非常高兴，觉得毕竟是自己最信任的股肱大臣，在危机时刻能为自己分忧解难，所以立即就批准了周延儒的请求。
而周延儒这一次出兵真是雷厉风行，在皇帝批准的第二天，他根本不再进行任何准备，就带着少量京营官兵出了城。
这时候京畿地区仍然有三四个总督、五六个巡抚、七八个总兵，大帅如云，兵力也有十多万人。但各路统帅都抱定了不与敌人接触的方针，只是从旁观望或徐徐尾随，因而根本无仗可打。
周延儒明知这些情况，却也打定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主意，以为清军反正早晚要出边回国，因而每天只是同幕僚们饮酒欢会，并不把军事形势放在心上。他的如意算盘果然打得“砰砰”响，就等着清军急于回家，不想再打硬仗，会直奔京师以东的长城而去，然后再悠然扬长而去。
周延儒对于官场上和战场上的诀窍倒都非常熟悉，他就把各路官军抓获的散兵游勇和一些无辜的流民斩首充数，向皇帝报捷说与敌人交战斩获百余人，现已将敌军驱逐出边外。于是大获全胜云云。把崇祯皇帝完全当成了傻子一般在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