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要是深究的话，一直没有等到费尔南的家属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瑕疵。虽然有19世纪通讯不便作为理由，但卡维还是觉得这件小事里仍然有医方可以改善的部分。
家属到场，和医生一起帮助病人恢复健康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家属一直不来，就需要考虑到家庭不和睦的情况，此时就需要注意病人的精神状态了。
其次就是对手术后的健康管理缺失。
费尔南轻信吃什么补什么本身不算离谱，因为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错觉。如果提前给他专业的建议，说不定就能在最后关头拉他一把.
卡维想到这儿，用手轻揉脑门，忍不住直摇头。
事情越想越深，自己似乎又陷入了现代医学和19世纪医学重叠之后的夹缝中。其实在医学还没有发展开的现在，真没有太多处理人文关怀的空间。
当初要是带他去医院里的教堂转转，是不是会好些？
可惜，这一切都是卡维的假设。就算真能捣鼓出一些规定和措施，在人员不足的市立总医院也难以推行，反而会增加医生自己的负担，有降低医疗服务质量的风险。
卡维觉得可惜，但现实给他反省的时间非常有限，不出半小时，马车就到了圣玛丽医院。
他必须转换心情，把所有注意力放在下一位病人身上。
来这儿主要是因为，当初做完伯爵夫人手术后应了一位圣玛丽医生的邀请，决定抽出时间和这儿的外科医生一起讨论一位乳腺癌病人的手术治疗方案。
讨论地点就在马西莫夫的办公室里，参加讨论的除了马西莫夫和卡维之外，还有六位外科医生。
其中四位是手术助手，另外两位都是马西莫夫的学生，同时也是能做主刀的优秀外科医生。从人员配置结构来看，和之前的市立总医院差不多。
乳腺癌切除对卡维来说还很陌生，操作上还有许多可以微调的地方，但手术本身并不危险。
他有信心可以将手术的主要注意点教给马西莫夫和其他医生，毕竟手术本身就已经很成熟了，区别就在于确认肿瘤扩散边界和切割的范围。
所以一开始，卡维以为这只是一次明确诊断后的“飞刀”。
但真看到病历后，病人情况的复杂程度让他着实吃了一惊。
“病人左侧乳腺癌已经进展一年了。”马西莫夫就坐在办公桌边，手里拿着烟斗，神态语气都尽显无奈，“考虑到术后复发和死亡率，也为了能继续工作，所以她一直拒绝手术治疗。”